“1960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要不要考高中，自己做不了主，回家问父亲，父亲让我自己拿主意或同两个哥哥商量，我分别给在大兴安林区工作的两个哥哥写信争求意见，他们回信都支持我继续升学。但我自己觉得已长大成人，不应再给家庭增加负担，想参加工作，家庭减轻点经济压力。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考了高中。那时全县只有一所高中，另两所中学都是初级中学没有高中，考高中难度很大。但既然报考了就要下决心争取考好。因此我每天起早贪黑努力学习，有时星期天也留校复习功课，很少回家，尽管非常想家，还是忍住回家念头留校复习迎考。不久开考了，考场就在本校。考完自己觉得考的还可以，但是否能录取没有把握。暑假开始不久后我接到二哥来信，说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建筑工程局开办一所干校，培养会计、统计人员，而且给点生活费，毕业后分配到林业建工局所属单位工作。这个学校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既可以继续读书，又不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毕业后还可以分配工作。只是离家太远了，只有二哥一家在那里。我很想去，父母也支持。不久后我收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但是我没有去报到。因为我外出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不会轻易更改。学校的老师多次到我家里来走访，总想劝说我继续读高中，我就是不同意。我觉得当时家里正处在困难时期，留在家里挨饿不如出去闯一闯，也许能闯出一条路来，家庭困难，可能这就是父母把我们三兄弟都放走的根本原因。当时家里只有父母和两个妹妹，还有三嫂带两个孩子。那时大妹妹只有十三岁，小妹妹才八岁，实际上是三个大人带四个孩子。临行前父母嘱咐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以后挣钱了首先要吃饱饭，别处可以省点，千万不要饿肚子。二是不要当兵，那边征兵了就回家来，家里征兵再回去，这是因为二哥当兵时实在让他们担惊受怕了。”
“1960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我开始离家出走。临行那天全家人一大早就起了床，出发时天还不亮，父亲送我去火车站，我家离那里有将近五十公里路，而且都是山路，中午才能到达车站。不久火车就进站了，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从此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农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次离乡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那年我刚满十七岁。这次离家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以前从未出过县城，也是第一次乘火车，什么都是新鲜的，车上人不多，我坐在靠车窗的位置上，眼睛盯着一晃而过的景物很新奇，离别的伤感逐渐消失，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经过四天四夜的颠簸，终于到达二哥家。二哥早为我在建工局干校报好了名，过几天就开学了，我如期到校报到。建工局干校共有两个班，一班学会计、统计专业，都是初中毕业生或从工作岗位上抽来有文化基础的学员，学制两年；二班都是小学文化，先补习一年文化课，再学专业知识，学制三年。我分到一班，一开始就学习会计专业。建工局干校是为了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建筑工程的需要而开办的学校，学员每月发24元生活补助费，除伙食费还能剩点零用钱，生活基本可以自给。学员都住校，集体宿舍也是通铺，而且是双层。虽然离二哥家很近，仅一二百米的距离，按学校规定，我不能回家，只能住在学校。学校每天八节课，晚上还有晚自习，教我们业务课的老师是建工系统姓张的会计，小个子驼背，建工局的人都叫他张小个子或张罗锅。他财会业务熟练，但教学水平一般，听过他的课给人印象不深，加之我对财会缺乏起码的感性认识，听起来枯燥乏味，有的全听不懂。不过我当时的确是把它当作一门专业知识来学的，下点功夫，学习成绩还不错。”
“1960年冬天是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最严重的一个冬天，全国都在荒，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学生粮食定量己减到27斤，每人还要再节约3斤支持灾区，每月只剩24斤，每天八两粮食。当时主要是副食品奇缺，而且价格飞涨，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食用油，肉蛋都不供应，黑市猪肉涨到17元一斤，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补助费只能买一斤多猪肉，国家正式职工月工资一般只有三四十元，不过买两三斤猪肉，因此人们是普遍吃不起肉的。其它疏菜价格也高得惊人，比如一斤土豆两三元，一斤大白菜一两元，人们既买不起肉，也买不起菜，仅靠一点粮食维持生命，很多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我们同学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成长发育的年龄段，仅靠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及建工局也积极设法给师生增加点营养，无奈是高寒区的冬季，最冷达到零下五十度，大雪封地，一般积雪有半米深，有的地方深达一米多，解决食物实在不易。不知谁想起个办法，到河里凿冰捞蛤蜊，首批组识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由建工局干部带队，我们穿上皮衣、皮裤，头戴草原帽，一种尖顶防寒帽，脚穿毡靴，乘卡车到城北一条河上凿冰窟窿，再用捞子在河底捞，那一带蛤蜊还真不少，有时一个冰窟窿能捞起十来只，而且个头较大，大的有二十多厘米长。我们住在棉帐篷里，捞了三天，竟捞了一吨多，拉了大半卡车。回到学校师生们高兴地不得了，美美吃了好几顿。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况我仍记忆犹新，我们在棉帐篷里生起火炉，边烤火边煮蛤蜊，吃起来特别香，我生来就不吃鱼虾，可那时觉得河里的蛤蜊美味可口，吃得肚皮涨鼓鼓地还想吃，似乎永远吃不饱。后来其它同学又去捞了几次，都有收获，只不过但越来越少。我也曾和几个同学利用星期天一起去市东边的农场捡白菜叶，用铁锹把二尺多深的积雪铲开，找秋收时掉下的干菜叶和菜根，捡回来拿到二哥家洗洗煮了吃，味道很好。那时只要能吃的东西吃起来都很香。相比之下我的条件还算好的，节假日经常到二哥家吃饭，他们家虽然也很困难，但总是想方设法贴补我，好吃的东西经常留着等我回家吃。”
听到老站长说到困难时期吃蛤蜊和剩菜，吕子龙笑起来了，他觉得老站长这个经历特别好，现在站里的一些民警大概是好日子过习惯了，经常吃饭时造成浪费，站里已经多次强调这个情况，大家就是改不了。看来哪天得让老站长来给大家上上课，让大家知道过去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闲杂仍然要忆苦思甜，艰苦奋斗。
老站长看到吕子龙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以为他觉得自己当时的情况好笑，于是笑着说：“吕队长，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很难想象那种生活，现在电视中也很少有那种镜头，因为拍不出来的。现实比电视中的镜头更加残酷万倍。”
吕子龙听到老站长这么说，知道他有点误会了，赶紧说道：“老站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在想，以后有机会能不能邀请您过来给大家专门上一堂艰苦奋斗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您是历史的亲身经历者，讲起来会比我们更加生动。现在我们的检查员们，太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了。”
老站长说道：“没问题的，只要有机会，我还想多回来走走，见见你们这年轻一代的检查员呢！”
丁洁说道：“子龙，我刚听得入迷，麻烦你不要打扰老站长讲故事好不好？”
老站长哈哈大笑，说道：“好好好，我继续给你们讲我的故事。刚才说到在艰苦的岁月里，我经常到我三哥家里蹭饭吃。那年寒假我去阿里河看三哥，阿里河是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是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地处大兴安岭腹地，也是刚刚开始采伐的原始森林。鄂伦春人历来以打猎为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有一首东北民歌描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习俗：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地鄂伦春，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条枪，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呀打不尽。为了开伐森林，铁路刚修到阿里河不久，当时还有一段铁路是小火车。我下了火车一路打听找到了三哥所在的采伐点，采伐点距阿里河八公里，没有地名，就叫八公里。由是新开辟的采伐点，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房子，伐木工人住在棉帐棚里，没有床，是用桦木杆搭起的通铺，桦木杆弯弯曲曲，搭起的床铺高低不平，只好再铺上厚厚的干草，再铺行李。我去时正值严冬，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左右，伐木工人在帐篷里生起火炉，火炉是用大油桶做成的。燃料不成问题，原始森林木材多得很，把木头劈成大块木柴，火炉烧得红红的，帐篷里很暖和。可是一到后半夜，累一天的伐木工熟睡后帐篷内很快就会冷下来，常常把人冻醒。伐木工人白天去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采伐，穿上短皮大衣、裤、毡靴，用手锯采伐，那时还没有油锯，体力消耗很大，生活又枯燥乏味，除伐木工人外不见其他人影。我只呆了几天，还有一种新鲜感，又有见到亲人的喜悦心情，并不感到寂寞，长期在那里工作的人就难免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粮食定量也只有每月四十斤。粮食虽不算少，但没有副食品供应，当地鄂伦春民族又不种菜，工人买不到菜，仅吃粮食加咸菜，有时咸菜都没有，所以同样吃不饱，总有一种饥饿感伴随着。我虽然只呆几天，但伐木工人生活的艰辛却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体验伐木工人的生活，时至今日再没有去过伐木场。”
“1961年春开学不久建工局干校就停课了，我们财会班的学生都到建工局农场劳动。农场在牙克石南面一个叫南薄荷的地方，距牙克石市二十来公里，我们吃住在农场，春天种小麦，秋天收小麦。劳动期间农场给学生增加了一点补助粮，比在学校上课时吃得饱一点，因此学生还是喜欢在农场劳动的。农场周围都是荒地，荒地里长满花草，其中有不少黄花菜，我和几个同学利用休息时间采了一些晒干后拿回家中，只是那时不懂，黄花菜最好采摘未开花的花苞，而我们采的都是盛开的菜花，花粉味儿很重，可这在当时也是好东西。”
“这次停课是建工局干校停办的前奏，从此再没复课。三年困难时期一过紧接着进入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期，很多项目停建缓建。大兴安岭林业局的开发计划也进行了调整，基建规模压缩，建工局干校停办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秋季干校就解散了，绝大部分学员到林区当了工人，也有少数人回了家乡。我在干校停办前就报名参了军。”
“1961年7月我正在农场劳动，征兵工作开始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那年征兵年龄放的很宽，从十七岁至二十三岁，共七个年龄均为适龄青年，而且当年两次征兵，四月份己征集了一批，七月末又征一批，我是当年第二批。后来才知道那年是为了解放台湾准备兵源。七月初学校开始征兵动员，我报了名，当时我当兵的心情并不十分迫切，因为如果不当兵以后也会有一份正式工作，更何况我怕当兵引起父母的担心。当时我之所以报名，主要是觉得当兵是公民的义务，当几年兵再参加工作也不算晚。再就是部队粮食供应标准高，不会挨饿，在那个忍饥挨饿的年代，不能不说这是个重要原因。那时我很瘦弱，体检时身高一米七，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这个数据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我体检、政审都合格，被批准参军。临行前除二哥一家外，三哥也从阿里河赶来为我送行。1961年7月27日我们登上了运送新兵的专列离开牙克石。因客车紧张，运新兵的专列用的是有盖货车。不仅没有床，连凳子也没有，我们挤坐在车厢内，经过两天运行，来到了乌兰浩特新兵连，开始了新兵训练。从此我的军旅生涯开始了。”